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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

什么样的案件能够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，由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？发生在湖南省某县某乡的一起林地权属纠纷行政案件就惊动了“两高”。该案暴露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的多个难点——历史遗留问题多、林地划界难、矛盾纠纷突出。近日，该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第58批指导性案例。

案件要从某乡甲村村干部周某贵背着《周氏宗谱》告状说起。“大风凹林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村的，《周氏宗谱》里对祖产有记载，其中就有这片林地，但那两个村看到这块地被征用便来抢。”50多岁的周某贵是甲村的诉讼代表人。然而，不仅甲村能拿出大风凹山林权证，另外两个村也有相应的山林权证。要想搞清楚大风凹林地到底属于哪个村，谈何容易？此案经历当地县政府行政决定、行政复议，行政诉讼一审、二审、再审，甲村一路败诉。2021年，周某贵到检察院对已生效的行政诉讼判决申请监督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5-08-04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，案情有了转折。

三村争一片山林，大风凹归属成谜

大风凹林地是一片杂木林，这片飞地与甲村并不毗连，但甲村1至4组却一直经营管理着这片山林。2013年1月，甲村1至4组将这片山林的一部分出租给本村村民周某峰植树造林，可周某峰的树苗却被乙村和丙村的村民扯掉。三方发生激烈的纷争，这两个村的村民称这片林地和甲村没关系。

周某峰的遭遇得到甲村乡亲们的声援，三方的矛盾逐渐升级。“其实这几个村关于林地的纠纷由来已久，乡政府派干部调解过多次，一直没能化解。”参与过此事调解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。2014年，某风电项目在大风凹征地，这片林地的经济价值显著提升，争议三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
因三方之间的纠纷经多次调解未果，2014年底至2015年底，某乡政府向县政府提交了《关于请求调处大风凹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》，甲村、乙村、丙村也分别向县政府提出了山林权属确权申请。

“我们村1984年就在这片山林修建了养牛场、盖了房子，2006年又将这里的部分区域出租作为养殖场，这些都有合同证明。2012年，几个人在山林偷挖松树苗，被我们村的人发现，村干部把这件事汇报给当时的乡长。最后，这几个人赔偿了我们村7600元，这些都有收据。”甲村的村干部拿出了以上证据。

乙村和丙村也不示弱，不仅拿出了涵盖大风凹林地的山林权证，还拿出了地处大风凹地区的房产证等证明，两个村的村干部说这片林地是他们两个村共有的。“这片林地和甲村都不挨着，跟他们村有啥关系嘛！”乙村和丙村的村干部在调解及当地相关部门调查事实时表示。

2025-08-04，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，大风凹山林权属归乙村3、4、5、6、10、11组及丙村1至19组集体共同所有。甲村1至4组不服该处理决定，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。

3个山林权证相互矛盾，哪个才有效？

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后，甲村1至4组委托村干部周某贵作为诉讼代表人，对某县政府作出的山林权属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法院撤销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行政复议决定。

除了前述的合同、收据等证据之外，甲村还向法院提供了一张标有“甲村（飞）”字样的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和1982年的山林权证。但土地利用现状图上没有公章，山林权证明确甲村有大风凹林地的产权，而此证没有编号和填证人签名，也没有发证机关盖章；同时，应该发给山林权所有人的一联和存根联均存在于县档案馆，未颁发给甲村。该证据是争议发生后，甲村的村干部去档案馆制作的复印件。

2017年5月，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甲村的诉讼请求。该院认为，甲村提供的山林权证要件缺失，土地利用现状图没有公章；而乙村和丙村向法院提交的1982年颁发的山林权证已经颁发到山林权所有人手中，是有效的证件。甲村上诉、申请再审均被驳回。

乙村和丙村的村民都认为这个官司打赢了。但2021年，甲村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2021年夏天，周某贵带着相关证据见到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、此案的主办检察官陈艳霞。他捧着《周氏宗谱》说那是祖上的产业，怎么就判给别人了呢？然而，让陈艳霞眼前一亮的不是宗谱，而是那张标有“甲村（飞）”字样的某县土地利用现状图，“那张图虽没有盖公章，但有坐标、图例，可以看出是一张专业地图。”陈艳霞介绍。

为了查明这张地图是否属实，陈艳霞到相关部门调查，果然，这是某县相关部门绘制的官方地图。而且该部门还在2004年9月向甲村下发飞地面积通知书，载明甲村有一块飞地插入丙村内。该通知书上还有当时丙村村委会主任的签字、盖有丙村村委会印章。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发现，2004年底，某县政府为甲村制作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并附有集体土地宗地图。该证及图纸表明：甲村所属的飞地在丙村范围内，与乙村交界。

此外，检察机关还发现，不仅甲村提供的1982年的山林权证存在各种问题，乙村、丙村提供的山林权证也要件不全。比如，丙村的山林权证应该发给所有权人的一联没有发放，至今仍存在县档案馆；乙村的山林权证没有编号。而且甲村、乙村、丙村都没有山林权证的原始件，都只有复印件。

“我在县档案馆调取查看了当年13个大队的山林权证，发现这批山林权证均存在要素不全、无编号、无公社盖章、无填写日期、无填写人、无林种、应发给山林所有权单位的第一联未撕等问题。”陈艳霞表示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向最高检提请对本案抗诉。2025-08-04，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。抗诉书写道：某县政府未经全面调查取证就否认甲村拥有飞地的事实，认定事实不清。

2025-08-04，最高法指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此案。2025-08-04，再审法院判决撤销原一审、二审判决，撤销案涉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，责令某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。

多次勘察和调解后划界，多年纠纷终化解

案件回到原点——大风凹林地到底该归谁所有？2023年10月，当地政府组织三个村的村干部再一次进行协商。“我记得，乙村、丙村的村干部满脸不服气，他们没想到已经赢了的官司居然被翻案了。甲村的村干部态度强硬，一口咬定这块林地是自己村的。”该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新勇介绍，三方对调解的预期差距很大。

刘新勇参与了此案的实质性化解工作，“检察院对原审判决进行抗诉，并不代表甲村就应该占有该林地的全部，另外两个村也提供了长期经营管理该林地部分区域的证据，这笔糊涂账还得三个村重新算。”

协商的最大难点是划界。经核算，争议林地的实际面积为700余亩。在当地政府、检察院的共同参与下，甲村、乙村、丙村的村干部和熟悉当地地理情况的村民一起实地走访，确定各村占用的范围。

1982年的山林权证是比较直接的划界依据，“但山林权证上都以当地的小地名进行划界，各村对同一地点的称谓不同。”刘新勇表示，比如甲村村民口中的大风凹，丙村称其为五里山人字背，还有的村称该林地为四十八坪、牛塘仔、干柴冲等。而有的小地名各村的认知有差异，比如有个小地名叫大肚罗汉，几个村的村民所指的地点都不相同。这些小地名不是正规的地名，不能在地图上准确找到坐标。“另外，40几年前的山林权证边界写得模糊。有一张山林权证上写着北以五里山为界，但五里山是当地一个横跨五公里范围的大山，表述范围太大难以确定北面界限。”刘新勇说，可以说三个村的山林权证都不能直接当作划界的依据。

经过五六次现场勘察和多次“背靠背”调解，三个村基本划出各自占用的山林面积。2025-08-04，县政府重新作出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，将争议林地靠近乙村和丙村的343亩确权给这两个村共同所有，剩余的405亩确权给甲村所有。最终，这起前后争讼7年的案件得以化解。

针对本案反映出的林权证发放不规范问题，2025年，某县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其对已经制作但未下发的林权证进行清理，对仍存在权属争议的林地依法确权后再发证。某县相关部门成立了整改工作专班，对22个乡镇（街道）及全县372个村级行政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进行全面调查核实。对其中1375宗无争议土地待省里验收抽查确认后按程序统一发证；涉及的57宗有争议土地，由双方签订协议书，暂时维持现状。